【理响中国】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彰显总体观的文明底色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诸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个突出特性”，其中充溢着丰富的“安全”思想、“安全”理念，为作为新时代维护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的总体观提供了丰厚的文明滋养。总体观正是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得以创新发展，进而形成内涵丰富、系统完整、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深刻彰显总体观的文明底色，为总体观不断创新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文明，连续性是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最为显著的特性。正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并在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坚定的中国道路自信，在维护上亦然。在2014年4月15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总强调要坚持总体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道路。毫无疑问，这条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版”，其开辟不是偶然的，同样是由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也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正确道路。坚持中国特色道路是总体观的核心要义之一，展现了新时代的道路选择，也集中反映出总体观的“中国性”。

　　一是总体观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当然，在上我们也面临诸多新问题新压力，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内涵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加丰富、时空领域更加宽广，内外因素也更加复杂，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际安全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这些都是总体观提出和发展所面临的时代背景。新时代带来新机遇，也产生新挑战，总体观正是通过系统回答如何解决好大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共性安全问题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面临的特殊安全问题，而深深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成为中国维护和塑造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二是总体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总指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其背后蕴含的中国式发展逻辑在总体观中也有体现。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对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中国人有“团结统一是福，动荡是祸”的经验教训，总体观正是在以史为鉴、继承我们党维护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当代中国安全实践、中华优秀传略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标志着我们党对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总体观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理论，它的提出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领域的生动呈现。

　　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创新由此成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这种创新性也直接体现于总体观从创造性提出到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深刻反映出面对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总体观坚持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

　　一是总体观是对零和安全的超越。长期以来，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西方国家习惯于从西方的视角来认知整个世界，一些西方国家抱守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阵营对抗的旧理念，热衷从竞争和对抗的视角看世界，把遏制和打压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主要方式，由此形成国家间的“安全困境”，甚至引发严重的全球安全危机。总体观追求相对安全、合作安全，强调一国的安全不能凌驾在他国安全之上，地区安全不能以扩张军事集团来实现，这就超越了西方的地缘安全理论与“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逻辑，构建起不同于西方的安全治理理念。

　　二是总体观的内涵要求改革创新。习总指出：“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这在总体观中也得到了充分呈现。总体观核心要义的“十个坚持”强调坚持推进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其中即要求“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提高运用科学技术维护的能力”，正是基于对改革创新的追求，在不断创新发展的总体观指引下，新时代十年来我国工作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了从分散到集中、迟缓到高效、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飞跃，得到全面加强。

　　三是总体观内蕴着创新思维方法。习总反复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要“增强创新意识”，并深刻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实际上，创新思维正是总体观内蕴的多种重要思维方法之一。例如，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领导体制，成立中央委员会，这即是在创新思维制创新的重要举措。又如，推进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涉及、公共安全、社会治理等多方面制度机制建设，这同样离不开创新思维的深度运用。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和和平性，实际上也反映出中华文明的开放性特点。中华文明“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等均体现其开放包容性，这也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以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这种开放性亦体现在新时代工作中，总体观自提出以来就是一个开放包容、不断发展的战略思想体系，注重汲取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营养，并通过内容、发展、方法等维度得以集中呈现。

　　一是总体观的内容体现开放性。总体观关键在“总体”，突出强调“大安全”理念，在其创造性提出时即包含“五大要素”“五对关系”的精髓要义，其中涉及多个重点安全领域、多种安全相关事项，且随着形势变化不断拓展，这深刻反映总体观内容之开放性。党的二十大报告专章指出“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要推进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和社会稳定。这里把和社会稳定紧密连接起来，进而丰富拓展了的内涵要义，有利于把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同样反映了总体观内容的开放性。

　　二是总体观的发展体现开放性。从总体观的发展看，其从来都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变化的、开放的。正是在这个思想理论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总体观逐步形成了包含“五大要素”“五对关系”“十个坚持”“五个统筹”等核心内容的思想体系，使总体观的内容在发展中不断丰富，并与实践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例如，总体观提出时的要素包括“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此后又增加“科技”，发展为现在的“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又如，总体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内涵随着维护实践开展，增加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等新内容，这也是总体观开放发展的例子。

　　三是总体观的方法体现开放性。总体观的“总体”是一种理念、状态，更是一种方法。在这之中蕴含着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法治思维、创新思维、理论思维、极限思维等一系列科学思维方法，从而形成总体观方体系。一方面，这些方法本身包含着开放性因素，如战略思维强调全局、长远的谋划，系统思维强调从整体、关联上思考把握问题，这些显然需要有开放的视野、发展的眼光。另一方面，这些方法的提出也是开放的，如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极限思维”，目的在于“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执两用中”“守中致和”“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重要元素，正是这些元素共同造就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与和平性。习总指出：“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在维护上同样如此，总体观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髓，主张共同安全、普遍安全、集体安全、合作安全，反对绝对安全、零和博弈、恃强凌弱、单边主义，致力于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是总体观追求共同安全和普遍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全球性挑战也日渐突出，世界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全球性挑战无疑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应对，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类可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总体观自提出时就强调，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此后又发展为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并提出与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些均反映出总体观着眼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共同福祉，对共同安全、普遍安全的孜孜追求，正因如此，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二是全球安全观是总体观的重要构成。总体观核心要义“十个坚持”包括“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这是总体观“五大要素”中“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五对关系”中重视外部安全、共同安全的必然逻辑呈现，要求在维护和塑造进程中，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推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见，全球安全观是总体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反映其站在全人类高度对人类前途命运和安危福祉的关怀，为此近年来我们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全球倡议”，为人类社会破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支撑和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总指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作为一个内容丰富、开放包容、不断发展的思想理论体系，总体观思想深邃、立意高远，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略文化相结合。其中“第二个结合”深刻反映总体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充分汲取，也是总体观文明底色的生动呈现。新时代新征程，唯有从悠悠中华文明中不断汲取营养和智慧，方能持续推动总体观创新发展，永葆生机活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21年度重大招标专项课题〔编号：LSYZD21009〕；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2023-2024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编号：cqgj23019C〕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谢波，西南政法大学学院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总体观研究院研究员江南·体育官网，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