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体育科技能为认知症老人与家庭做些什么？在全世界导致死亡的十个主要原因中，阿尔兹海默症是唯一一个我们目前无法治愈的。除了医学上持续攻坚，我们还希望探索科技帮扶的角度，在筛查、评估、康复、护理等阶段和领域，科技应用能为之带来哪些助力？对认知症老人与照护者来讲，一个理想的科技产品应该是怎样的？这是我们一直努力寻求的解法。

　　大部分认知症老人，从家属开始发觉异常到确诊，通常会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认知空白期（1-3年）。病患家庭大多认为认知症一定是不可治愈的，产生焦虑、逃避的心理；老人因为害怕被诊断出认知症，迟迟不敢接受检查。还有一部分家庭对认知症存在明显的“病耻感”，认为“家里有个疯老头是一件丢脸的事”。

　　另一个原因是老人病情发展到中重度后才对生活带来显著的影响。轻度、中度时期对生活的影响相对可控，比如记忆力衰退、表达含糊、反应迟钝、情感淡漠，所以有一部分家属认为“人老了就会如此”，而错过了最佳控制期。

　　此外，基层的筛查准确率低也是难以回避的问题。当前主流的筛查方法是用SCS、MoCA-B、MMSE进行人工筛查。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有基层社区人员在接受简单培训后“上岗”做筛查，他们对量表上专业词汇还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很难做到准确筛查。

　　我们还需要注意，目前临床上采用的所有量表都不是我国本土研发的，我国长期缺失本土筛查的“金标准”。金标准的研发需要大量本土数据的沉淀，而我国良好的互联网应用基础为采集数据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老年人的步态、眼动、五感、行为等数据质量都有望通过更多元、轻便的方式得到提升。

　　无论是数据还是访谈案例，我们都能看到无数个独自照顾认知症老伴的长者，出于爱，出于尊严，出于现实的困难，他们不愿给子女添麻烦。老年照护者的生活亟需全方位的助力和守护。

　　在包容性之前更需要加快建设专业性。现阶段街道社区的专业服务还尚未形成，即便有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将老人送至欧葆庭、荷兰痴呆村等高端机构，但由于缺乏本土、专业的学科化团队，仍有一部分的老人不得不重新返回居家照护。专业性的缺乏还体现在，一旦老人确诊，大部分家庭只能“两眼一抹黑”，家属没有选择治疗的入口，更不太可能拥有长期的计划。

　　没有满意的照护者，就没有满意的服务。在认知症照护方面，目前机构护理员的专业化水平发展速度显著快于家庭护理员（如保姆、小时工），大部分家庭保姆很难从照顾认知症老人的工作中获得成就感，或沉淀工作经验，用工流动性也较大，亟需为家庭护理员提供人性化的就业保障，使之有干劲、有盼头、有收获。

　　让家庭照护成为连续性服务。家庭照护区别于机构照护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服务的不连续性，照护老人的家属常有工作兼职或需承担家务，仅靠自身较难为老人提供系统、连续的照护。家属渴望在智能设备的辅助下，分担照护压力（如走失告警），保障照护的长期性（如辅助康复）。

　　值得我们关心的是真实、具体的老人。老人在确诊后的1-3年常是家庭矛盾急剧爆发的时期，家属十分关注老人病症的变化。目前对症药物可能使得老人情绪更加消沉，食欲更差，家属在失望与担忧中愈加焦头烂额，忘记了我们最需要关心的是真实、具体的老人，而不是病症。

　　值得我们关心的是老人还存续的能力。每天我们大脑的海马体中会出现700个新的神经元，这个速度并没有因为患上认知症而下降过多。一个MCI阶段或中重度的老人，仍可以在独立完成许多任务，而这些存续的能力常因为得病后的自我放弃而逐渐丧失，需要有更多的轻便、易学的方式帮助老人练习生活技能，并从中获得信心和喜悦。

　　值得我们关心的是怎么把接下去的日子过好。我们在访谈中遇到了一些农村认知症老人的家庭，用家属自己的话讲，老人处于“放养”状态，邻里也不以为意，老人仍有许多机会与人群发生互动。反观城市，大部分认知症老人则是封闭在家的，家属的封闭与焦虑加深，进一步“传染”给老人，导致BPSD（痴呆精神行为症状群）更容易发生。照护者需要更多科学、正向的心理疏导，在“接纳、共存”的平和心境中积极生活。

　　认知症是一个统称，阿尔兹海默症、血管性认知症及其他病种治疗方式不同，但是都会表现认证功能上的障碍，如健忘，一般这也是最先被家属发现的迹象。一些基层医院可能给到的医嘱是多动脑，如背唐诗宋词、算数，但一来没有系统性，二来很难在居家环境中坚持下来。

　　更重要是，单纯的认知训练并不能解决老人和家属的核心痛点，反而不当的认知训练，如家属带着老人盲目采用题海战术，还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比起认知功能的康复，更需要重视，但也更容易被照护者忽略的是，如何保护老人的底层核心能力——一是身体机能，保障营养、运动、睡眠，二是积极情绪，调动老人积极性自主做事，获得情绪的正反馈。

　　部分科技应用也较容易跌落“唯认知论”的误区，一些计算机辅助的认知康复应用，只把注意力聚焦在老年人简单认知功能的训练上，完全忽略了老人参与其中的内在驱动力，很难将训练融入到生活中，这自然是不可取的。

　　一种相对完善的方法是，将趣味性和社交融入到认知训练游戏当中，并且加入贴近老人生活的游戏场景，调动老人主动参与的积极情绪，提高训练效果的迁移性。同时与身体活动结合起来，结合老人的精细动作的干预提高康复效果。

　　在急性期或亚急性期，老人与照护者通过希望认知功能得到恢复，这个阶段如果干预合理，有较大概率的能得到提升。但是到了慢性期，康复周期变得更长，康复概率也更低，大部分家庭可能因为看不到变化和希望，更容易在这个阶段放弃。

　　如果我们能通过科技手段更加及时、精准地看到老人的变化，包括受限于人力与目力，无法被作业师看到的变化，还包括受限于当前医疗水平，无法事先预判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将有可能为老人和家属带来希望和激励。然而，变化与希望，对于认知症老人的家庭是最珍贵的东西。

　　在评定更加实时、、精准的基础上，康复策略才有可能变得更动态和更有效，面向认知症老人不同阶段，科技应用还可以辅助动态调控康复策略，让康复训练更有针对性。积累下来的数据，还将可以为病因基础研究提供支持。

　　第一，真的有用。“有用”是最直白、最坚实的需求，但是无论是传统的干预方式，还是依托科技应用的干预方式，与认知症老人真实的生活场景都存在一定的距离。比如去超市买东西，这是一个集合了方向定位、文字理解、语言沟通等多种能力项的动作，这比在作业室内或平板电脑上完成某一项认证训练更复杂、更综合。一些计算机辅助的认知康复应用，常被诟病的问题是JN SPORTS，看似非常有用（训练的分数逐次提升），但生活场景中的认知能力依然没有得到提高。

　　第二，简单朴素，贴近生活。居家照护者多半有兼职的工作，或需完成家务，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常常是严重不足的。一种比较受到倡导的干预方式是借助生活本身去做干预，比如拿勺子吃饭、网购买菜等日常生活，科技应用不妨把数字游戏改编为老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节约照护者时间精力的同时，也能提高认知训练的转化效率（从分数的提升到实际综合能力的提升）。

　　第三，有助于保护老人基础机能（睡眠、营养、运动、情绪）。除去前文所述的“唯认知论”的误区，科技应用的另一个误区是“静态康复”，即老人的眼睛、手指可能可以跟随屏幕运动，但是身体和情绪却是静止的。调动老人核心部位、手部精细动作等运动是保护老人基础机能的关键。此外，调动老人的积极情绪也格外重要，对于MCI和中重度的认知症老人，社交依然是最推荐的调动积极情绪的方法之一。

　　第四，评定实时、精准，康复能动态调控。通过科技手段更加及时、精准地看到老人的状态和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动态调控康复策略，让康复训练更有针对性。

　　第五，给人信心，令人放松。从某种程度上讲，认知症老人及他/她的家庭所遭遇的惊恐、失望、烦躁、焦虑更大于认知功能障碍带来的影响。一个好的科技产品，除了在数字疗效上的卓越表现外，还应该帮助家庭照顾者重建生活的秩序和信心，包括但不限于认知症家庭之间的连接，志愿者平台及喘息服务。

　　第六，更长期的期望是能通过数据沉淀，建立适合当代中国人的筛查评定标准。我国长期缺失本土筛查的“金标准”，依托科技应用的数据沉淀，有望以更多元、低成本并在保障用户隐私的前提下，为中国认知症金标准的制定提供支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研究院”（ID：cyberlawrc），作者：陆诗雨，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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