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多夫·班纳曼：探索东西方现代舞蹈的交融伦敦拥有许多世界著名的演出场地，但没有一个像杜克路14号那样特别。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这座精致的红砖楼成为伦敦当代舞蹈剧场及其附属的伦敦当代舞蹈学校的所在地，并因此得名广场剧院。

　　2013年广场剧场迎来了一群来自北京、台北和伦敦的编舞家和舞者，他们都是 “跨艺” 项目参与者。不同舞种在碰撞中激发新的创造力，舞者也在交流中加深东西方哲学的理解。十年过去， “跨艺” 项目仍在舞动，项目创始人、米德塞克斯大学克里斯多夫·班纳曼教授向我们分享其从舞蹈家到教授的个人历程，以及领导这一跨文化舞蹈项目的心得体会。

　　人民网：您从很小的年纪就接受了古典芭蕾舞训练，并加入了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团，请问是什么样的机缘促使您开始游历欧亚？

　　班纳曼：我从15岁开始就专注于舞蹈训练，先被加拿大国立芭蕾舞学院录取，后加入加拿大国立芭蕾舞团。那时的我感觉在加拿大有些闭塞，希望能够更多地探索世界。现在回想起来，青少年时期我在家里看到过父亲的藏书大部分都与东亚和南亚哲学相关，这颗种子使得我对亚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将南亚作为旅行的第一站。

　　我在印度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不仅学习了瑜伽还观看了很多不同风格的舞蹈表演，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舞蹈世界。无独有偶，我在返回加拿大的过程中在英国停留了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位在伦敦当代舞剧团工作的朋友，我们今天所在的建筑便是该剧团的旧址。

　　人民网：从专业舞者到大学教授，您把对古典芭蕾和新舞蹈的理解从舞台带入了课堂。请问这一身份的转换如何使得您与中国产生了更深的连接？

　　班纳曼：当我的舞者生涯告一段落，我很荣幸能够作为学者加入米德塞克斯大学。当时米德塞克斯正在大力发展国际合作项目，而我又恰好和英国国内外的舞蹈团体有许多联系。2007年，我去瑞士参加了一个专为各个表演机构的艺术总监组织的国际项目，同时与会的还有中国国家芭蕾舞团的代表。机缘巧合，我与北京舞蹈学院的许锐聊了起来。因为我从小就在父亲的影响下接触中国哲学，我们之间的对话逐渐超越了纯粹的编舞江南·体育官网。以哲学为开端，我们深入讨论了共同发起一个跨文化舞蹈项目的可能性。

　　人民网：不久后许锐邀请您访问北京舞蹈学院。请问您对北舞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这次的访问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班纳曼：2008年，我第一次访问北京。据我的观察，北京舞蹈学院和我去过的世界任何一个其他学校都不一样。它不仅拥有数量众多的练习室和教室，还教授国标、芭蕾、民族舞等众多舞种。许锐和我还探讨了如何将之前提到的合作项目变成现实。我们计划从中国和英国各邀请一位编舞进行共同创作，然后由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蹈团将作品演绎出来。我们希望它可以为国际联合创作提供一个框架，使艺术家们以此为基础进行实验性的表演，所以将它起名为“舞动”。在最后的汇报演出中，青年舞者们的即兴创作赢得了满堂喝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人民网：自2009年北京的成功演出之后，“舞动”又在一年多以后迎来了第三个合作伙伴台北艺术大学并且改名“跨艺·舞动”。请问这一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班纳曼：“2009舞动”不仅是一次成功的跨国合作，也是我人生和舞蹈生涯的重要里程碑。许锐和我都认为应该将它继续下去。我在返英之后也自然地和周围的许多人都提到了这个项目。我通过叶纪纹女士认识了来自台北艺术大学的同事。我跟他们提起了“舞动”项目。第二天，他们便通过电话表达了加入这个项目的意愿。许锐一直是思想很开明的人，当我把北京-伦敦-台北三方合作的想法分享给他时，他立即表示会与北京的同事们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班纳曼：相比“舞动”，“跨艺”的彩排和演出在全球多个城市巡回。2011年的台北站、2012年的北京站和2013年的伦敦站建立了巡回表演的基本框架，直到新冠我们都尽量保持着这样一个循环。

　　在我们的眼中，“跨艺”和它所在的城市息息相关。北京、伦敦和台北都是国际化的大城市，但是它们又在快节奏、高增长和多变化这些共同的标签之外有各自独特地方。“跨艺”每一站的主题和表演都是根据城市量身定制的。2024年，我们将目光放在台北，也希望这次的活动能重启国际巡演的旅程。

　　班纳曼：“跨艺”首次在西方的演出是2013年的伦敦站，就在广场剧场举行。一开始，我们的团队对于上座率是有些顾虑的，毕竟这是欧亚合作的一个全新领域。但我们忘记了伦敦有多少来自东亚的留学生，以及他们的社交网络会进一步为我们带来多少观众。事实上我们最后通过开放带妆彩排场的形式才容纳下这么多观众。

　　伦敦的成功告诉了我们，人们正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以何种速度移动，以及这些移民会对人口结构和互动方式带来何种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仅仅是以舞蹈为媒介反映了许多世界上正在发生、但鲜有关注的变化。

　　人民网：“跨艺”迎来了项目的第十二个年头，您与北京舞蹈学院的许锐教授和台北艺术大学的王云幼教授组成的“铁三角”出色地证明了项目的创造性和可持续性，请问您对“跨艺”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

　　班纳曼：虽然我希望在未来仍然能以项目发起人的身份参与其中，但我不可能永远地承担领导工作，“跨艺”的发展和具体工作将由他人继续。在寻找继任者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思考如何在英国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舞者团体。无论是合作多年的北京舞蹈学院和台北艺术大学，还是后来加入的台北大学和香港演艺学院，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团，我时常需要从别的机构邀请舞者加入自己的团队。我认为，现在是一个不错的时机可以与英国的某个舞蹈学院建立正式的合作伙伴关系。

　　班纳曼：参与“跨艺”和“舞动”的这十几年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和世界观，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对于推动英国教育和国际的接轨有了更大的热情。在国际的舞台上，我认为英国的教育不应该单纯地将自己的理念投射到其他国家身上，而是应该基于对所处环境的理解做出一种新的诠释。考虑到教学的核心要素是世界通用的，我们或许可以从东亚的教育传统和儒家思想中学习到更多。

　　当初踏上舞蹈之路的时候，我曾对父亲说我希望成为一位舞者，而不是他那样成天泡在书堆里的学者。事实证明，年少时接触的哲学从根本上塑造了我对世界的理解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跨艺”是一个基于和谐互惠的理念而建立的创作空间，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可以自由地以合作的方式进行即兴创作。比起单方面的输出，文化之间的交流才是重中之重。